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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只老虎究竟能否和平共處?有無管理大國沖突的新過程和新安排?

作者:龐中英

來源:華夏時報

發布時間:2019-06-24 13:38:56

摘要:艾利森認為,中美雙方有發生戰爭的危險,正所謂“一山不容二虎”。但我認為還有其他可能性。

龐中英

FT中文網在6月17日發表了美國著名智庫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東亞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C. Bush)在6月17日在臺北的一次研討會上的發言《如何避免東亞的戰爭風險》。在這篇文章中,卜睿哲認為“要維系東亞長期和平,需要美中準確地評估對方,避免假設這是一場零和競賽,并明白大國戰爭沒有贏家。”

在我看來,卜睿哲這篇文章的最大亮點是:

“我并不同意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觀點。艾利森認為,中美雙方有發生戰爭的危險,正所謂“一山不容二虎”。但我認為還有其他可能性,例如美國也許不再保證東亞的和平,尋求某種離岸均衡(off-shore balancing),并接受中國在這個區域的主導地位;中美兩國也可能會在一系列的問題上陷入長期對抗;我們也不排除北京和華盛頓會擬出和平共處方案,讓兩只老虎可以共同在一座山里生活。”

我認為卜睿哲提供了關于中美關系的未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美國觀點,值得中國重視。

卜睿哲說:“這樣的和平安排,有可能是由中國、美國和日本共同領導的經濟秩序,也有可能是某種降低風險和避免沖突的制度安排。這些協議和安排,一定會保證區域內的其他國家,不必在中美兩國之間進行選擇。”

卜睿哲的這一觀點,當然也是戰略的現實主義的。他的文章沒有進一步說中美或者中美日等到底如何選擇新的“安全安排”。

美國現實主義國際關系學者正在討論以下兩大議題。第一,美國也到了考慮新的“大國協和”(concert of powers)的時候。這與前幾年有所不同。長期研究“大國協和”的美國外交學會會長哈斯(Richard Hass)最近發表多篇重要論文,認為在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終結、世界進入“無極時代”(the age of non-polarity)的條件下,如果要避免包括大國沖突的世界無序(world disarray)的話,大國協和是可行的、必要的替代。第二,由于日本輪值2019年G20主席國,長期被遺忘的“美日中三邊關系”這一議題似乎最近成為討論熱點。5月21日,美國對外政策全國委員會(NCAFP)在紐約召開了“美日中三邊關系”研討會。

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卜睿哲發表了其研究日本與中國安全關系的力作《比鄰之禍患(The Perils of Proximity)》。上述演講,他提到的中美日“共同領導”世界(地區)經濟秩序的制度安排,是在重新思考未來的美日中三邊關系。

2019年6月20日,我在南京參加了“中美關系和其他亞太地區問題”(國際)研討會。在這場研討會中,有人認為中美正在走向“新型大國對抗”,但也有人認為中美不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6月22日,我在北京參加了“第二屆北京大學海洋國際研討會”。在這次會議上,有人分析了中美,以及中國和印度等世界海洋強國之間的對抗(rivalry)。

中國目前在全面“海洋強國”,這意味著一個新興海權(a rising sea power)。同時,中國也試圖提供新的海洋國際規范(最近的“海洋命運共同體”)緩解由于“海洋強國”引起的與其他海洋強國之間的沖突。在海洋領域,確實,中國是新興海權(盡管中國從來是“海洋大國”),美國是老牌超級海權,日本、印度等都是世界一流海權,無論從雙邊還是三邊的角度”,確實存在著“新興海權”與“老牌海權”之間的沖突這一范式描述的大國關系特征。

有的研究者不認為中美之間發生“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這類學術研究是重要的,但是,我認為,“修昔底德陷阱”至少是一個重要的假定(assumption)或者未來的情景(scenario),不能因為有的研究者認為不會發生“修昔底德陷阱”而不重視這一假定或者情景。

現在,對于外交決策者來說,最重要的不是考慮“修昔底德陷阱”是否存在或者是否可能,而是要為解決(預防、防止、阻止、治理)“修昔底德陷阱”而準備。

為了避免或者阻止“修昔底德陷阱”的發生,根據歷史經驗,“大國多邊主義”(即大國之間的制度性的多邊合作)產生的不僅是國家實力(包括海權)之間的均衡(均勢),而且是對大國對抗、沖突的治理過程。人們往往以為“大國多邊主義”,如19世紀的“歐洲協和”(European Concerts)是因為歐洲的力量均勢,而不去問為什么會產生力量均勢。大國之間的協和本質上是一種結果導向和平的國際制度安排,這種制度一旦運行,就其過程產生了管理或者治理大國之間沖突的一種公共力量(公共權威)——這就是今天我們說的“全球(國際)治理”。

目前,美國行政當局有選擇地退出一些現存的全球治理制度。這一退出對美國與世界之間的和平相當不利。任何全球治理安排的崩潰將殃及世界和平。美國特朗普政府退出聯合國“五常”和德國加歐盟的解決伊朗核武問題的協議(the 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 2015),已經導致了美伊之間站在了戰爭邊緣。美國目前還在諸如G20這樣的全球治理制度中。這一點很重要。(盡管G20是非正式的,但是,非正式性,而不是正式性恰恰在我們這個時代更能發揮全球治理的作用),這至少對于即使如此反對全球治理的美國領導人,也是與世界(尤其是與G20中的中國等成員)和平的機會。G20的全球治理作用早已下降,G20受到中美等大國沖突的消極影響,但是,卻仍然提供著大國博弈的平臺。

結語:第一,有三個相互交叉的東西: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形成的國際秩序(自由國際秩序)、“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冷戰后出現的全球秩序。他們是同一個東西的不同叫法,其目前的危機預示著世界可能進入新的時期,這個新時期,一種可能是混亂的、無序的、沖突的。假如中美兩真的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這將是最壞的無序、混亂情景。第二,重建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變得十分迫切。對現在的一些關鍵的多邊體制(如WTO)的改革,并不容易,甚至,對他們的改革也將失敗。而對現有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改革失敗意味著世界無序和沖突的加劇。第三,在所有的世界秩序重建和全球治理改革方案中,來自19世紀的歐洲經驗的大國協和可能是最為現實而有效的,這是避開“修昔底德陷阱”,也是管理大國沖突的新過程和新安排。在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100年的現在,大國協和或者大國多邊主義的優良價值將被更多的尋求未來的解決方案的人們注意到。(作者為著名國際政治學者、中國海洋大學特聘教授、海洋發展研究院院長)

責任編輯:秦嶺 主編:商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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